我的大一是在毛翼虎的昏迷中结束的。大一上的时候，他住了一次院，大一下他又住了一次。第一次他在医院一直都还好，第二次睡过去再没有醒来。

读大一，看毛老和他瘫痪了五十多年的老太太是我的一个重要生活内容。开始是每个月一两次，就是去跟他坐着说说话，说些什么呢？话题蛮多的。他会跟我讲解放前他在立法院的一些事情，还会说更早的时候他还做学生的时候见鲁迅的事情。他是个平淡的人，告诉我的历史大多是教科书上有的，但他讲来没什么大波澜，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一些有理可循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跟我讲过宋美龄的待人接物、蒋介石的训话、蒋经国的客气、陈立夫的长寿方法。毛老自己就是每天下午四点做养生操的，我如果在他那里，也总是会在四点前离开，可不能妨碍他的长寿呵呵。毛老对我很好，有一次跟我电话里说转天中午去他那里吃饭。结果我十二点前到了，保姆说其实上午毛老要去开会，嘱咐她给我做几个菜，等他回来了一起吃。保姆菜做好的时候，就看见毛老笑嘻嘻的进家门，手里拿着不是太厚的一叠文件，他是笑把我“骗”过来了。外界一直说毛老不太见人的，可我从来没觉得是这样。不过我也确实见过一次他拒绝人家，那次是家很有影响的周报记者想就蒋孝严的事情采访他，毛老确实很有发言权，但他没同意见。毛老曾经跟我讲过一次他为什么从台湾一定要回大陆，不是因为政府还有别的，只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大陆，他也厌倦政治了，不想再掺和，只想做个平头百姓。

03年的12月17日，毛老左大腿摔伤，在李惠利医院住了三个月，我蛮担心他的，就改成每周都去看他一下。人家都以为我是他孙子，毛老最乐意主动解释我们是朋友，因为那样人家就会说他活得年轻，于是他就笑的很开心。出院后在家呆了一个半月，毛老又住院了。5月14号住进去，7月16号去世。其实我是最知道这次住院前毛老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知道的人。我从来没有说过，当然现在也还不打算说这个。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像一个悖论。人们津津乐道的，恰恰就是致他命的。

听到死讯，我在暑假里回到宁波，在殡仪馆给毛老守了一夜灵。除了毛老的家属，跟我一起的，还有胡阿姨和刘老师。胡阿姨一直是毛老的部下，刘老师是毛老的文友，我算是交情最浅的，不过我们三个人还算很合得来。第二天上午的追悼会来了很多很多的人，有政协系统政府机关的人，不过一半以上是自发来的，挽联挽诗贴满了灵堂，三面高大的墙从顶贴到墙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阵势的文字，真的，毛老的受人尊敬，在那天我算是真正了解了。一个不是很老的先生，拉住我，给我看他和毛老的照片，自豪地说他爸爸生前跟毛老是好朋友。他以为我挂着白头绳，别着黑袖一定是毛老的孙子，我抱歉地说其实我也是毛老的朋友。那个先生就又一句感慨，毛老朋友真是多啊！

那天追悼会后，胡阿姨安排了一辆车子先送我去宁波南站坐车回慈溪，然后她和刘老师再回家。车快到南站的时候，胡阿姨认真地跟我说，毛老不在了，他和刘老师也还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的。

我原来以为，我一直到毕业一直到工作一直到社会上生活，毛老也还是一直在的。没想到，只是大一，我就失去了他。

你走后，我在宁波过了五年。

2009年3月22日

请不要转载我的生命。

附1：

觉人茫茫

这篇文字是04年7月16日最后定稿的,在收到胡菊婷阿姨发给我毛老去世的短信的一小时后。其实我很早知道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一直赶写回忆文章。可是我一直不相信他会去世,不敢相信。就是在殡仪馆为他守灵的那一整夜,我还是不相信。第二天要火化了，我急了     　　                                

2005.6.1

觉人茫茫

我和毛老翼虎是忘年交。毛老生于1914年，我生于1982年，我们相差六十八岁。我一直很珍视我们的友谊。

和毛老的相识源起于他做总编纂的《宁波耆旧诗》。那是2000年的事，当时我读高二，是我和毛老共同的母校—上虞春晖中学白马湖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我当管理员多数是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一日我在书山里意外的淘出了棕红色封面的《宁波耆旧诗》。我是慈溪人，在绍兴上虞看到故乡厚厚一本诗集，再加上编纂者毛老又是春晖校友，使我颇感亲切。于是借去拜读，爱不释手。那年暑假还曾试图手抄一本。可惜《耆》书工程浩大，全书有1414页之多，抄了一个半月只录下130页的内容。自己实在喜欢《耆旧诗》，又苦于无处寻觅先生，正当犯难时我意外的在一期《浙》报上看到了毛老回忆春晖的文章《红树青山白马湖》。我冒失的向副刊编辑陈骥先生救助，在陈先生热情帮助下我终于知道毛老在宁波政协。于是大胆地给毛老写了封信，有些幼稚地恳请他“卖”给我一本《耆旧诗》，又寄去自己的涂鸦之作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当时我并不知道毛老的经历、身份和年岁。以为他仅是个有文史专长的政协委员，年纪大概六七十。直到我看了他的《梦幻尘影录》。

那年秋季开学后我收到了政协的回信，信是毛老嘱咐胡菊婷阿姨代回的。信中说毛老愿意和我做朋友，同时要送我一本《宁波耆旧诗》。从信中得知毛老已年届九十，这不禁让我觉得自己的举动实在冒失。不久收到了毛老馈赠的书，我和毛老就这样以书相识了。之后我和毛老及胡阿姨通过几次电话，感觉他们都很热情友好。电话里毛老的声音也十分慈祥。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2001年的3月底，是在我去上海报考上戏编剧之前。那次是和父母一起去的，由胡阿姨从市府正门领到毛老的办公室。毛老在办公里精神抖擞地等着我们。毛老满头华发，面色红润，一位翩然老者，我和父母都暗自觉得他“年轻”。交谈十分融洽，毛老说我是他最后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朋友，他又问了我父母一些情况。他在客观分析报考的严峻的形势的同时又给了我很多鼓励。也正是他的一番话使父母和我对上海之行多了一点自信。4月3日我赶考上海，六天后不幸淘汰。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毛老，毛老在电话中不断安慰我。回到春晖不久，我意外的收到了毛老的亲笔信。信写了满满一页，信中毛老再一次安慰我，还举了“六六六”的例子。尽管我知道“六六六”的故事是个误传，但毛老让我百折不挠继续奋勇前进的教诲，我完全领会。事后从胡阿姨处得知，毛老近年因年事和手力关系已很少写信。那年他只写过两封，一封给海外的老友，还有一封就是给我的。我十分感动！

命运给了我很多考验。上戏受挫之后的01年高考我再次失利。自学一年后的02年高考，我虽获得了较理想的分数但在录取时因1分之差无法补救而落榜，最后进了高复班。在这一系列的遭遇中，毛老一直给予了我莫大的信任和激励，他相信我终会成功，他激励我坚韧不拔；毛老甚至还给过我帮（救）助！02年我落榜后，很少求人的毛老频繁地打电话托朋友去宁大问询二志愿录取。尽管最后他的努力没有结果，但我感激他一生！是他，也仅有他在我被打落悬崖的时候，在我极度的绝望和失落时给了我唯一一线光明！毛老给我的关爱让我相信自己还有用，还是能再站立起来的。我悲壮而坚定的走向我的第三次高考。在高复期间我一直与毛老和胡阿姨保持着联系，他们不断地给我打气。偶有空闲，我会翻看几页《梦幻尘影录》，也会想起与毛老并排漫步和两次在他家吃饭的情景。毛老与真理光明忘死拥抱，与无情岁月顽强抗争，与富华奢靡坚决对立的崇高品德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在命运面前不低头，在生活中讲求俭朴。02年岁尾，毛老给我寄来他03年的新年献词，在词边他又特意给我写了一句“十载蓬门甘寂寞，喜君英爽出人头”祝福我。我深深地感谢他……

03年7月30日傍晚，当我激动地告诉毛老已被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录取时，他在电话的那头也激动万分。他总结说我这些年的经历是我人生的一笔可贵的财富，他为我终于走出了阴霾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第二天我不等拿录取通知书从慈溪赶到屠园巷与和我一起背负了伤痛的毛老分享成功的喜悦。

来宁波读书后，看毛老和徐奶奶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始是每月一两次，每次都是和毛老畅谈良久，谈话多涉及历史、文学和为人处世——宋美龄去世后，也是在毛老的帮助下我顺利的完成了新闻专业的有关宋氏的采访作业。无论谈话进行的多热烈，我都会在下午四点主动结束拜访，因为四点是毛老开始做养生操的时间，我们也渐渐达成了默契，四点一到我整装回校，他也顾自锻炼去了。去年12月17日毛老左股骨摔伤住进李惠利医院后，我实在牵挂他就每周都去一次医院，了解情况。毛老恢复的很快，情况一周比一周理想，这让所有关心毛老的人欣慰。在那段时间我陆续见到了毛老的家属。在看到毛老头发花白的子女们时我才明显的意识到我和毛老的年龄差距。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碰到了许许多多来看望毛老的人。他们都很尊重毛老，他们都把他作为学习的楷模。毛老用自己正直善良的言行教导了很多人（也包括我），也正应了毛老的字——觉人。

毛老和徐奶奶感情很深，结婚近七十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家里毛老经常给瘫痪多年的徐奶奶拿药、取物件；而徐奶奶则常常在毛老休息时给他盖盖被子。毛老为了不让徐奶奶因瘫痪觉得自己没用而消沉，几十年来毛老的工资和家政皆交由徐奶奶打理，实在用心良苦。原本毛老应该在6月份出院，可毛老思家心切，想早日与徐奶奶团聚，一再坚持提前出院。大家实在劝不了他，最后依毛老在3月25日让他出了院。毛老回家之后，我每周四趁下午没课都去看他和徐奶奶。毛老的住院使我开始意识到老年人的脆弱，他们的时间，每一天都是珍贵的。毛老在3月8日写了一首《病后叙怀》，言：“折骨伤躯痛不虚，又羁医榻十旬余。人和胸海自宽广，地立心川无壅淤。组织关怀春意暖，亲朋探问病愁除。暮年岂坠青云志，要读平生未读书。”先生胸襟跃然纸上，海内外友好纷纷回应。

毛老的致命一摔发生在周四（5月13日）我看过他后的那个晚上，他想起夜小便。不慎右股骨骨折。我是周六（15日）打电话去他家时，徐奶奶艰难地用含混的口齿告诉我的。下午我当即赶去李惠利医院看毛老。

我没有想到那次是我和毛老的最后一次交谈！竟成了诀别！我很后悔那个周四没有把他想看的我写的广告课作业和复印的资料带去给他；我很后悔没有把他一直关注的让我抛弃华丽辞藻改用朴实文字改编的《柳毅传》早日完成；我很后悔没有把他慷慨送我和借我的书都认真读完！我总以为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哭了很多次，每天都牵挂着毛老的病情。我不忍看到他气管切开，全身浮肿，不省人世的样子！

毛老啊！我很多次的祈祷您能再和上次一样很快的康复！我很多次的希冀您能再和我忘却年岁忘却代沟的在您的天涯芳草庐里促膝长谈！我很多次的期盼您能再给我喝一罐您特意准备的百事可乐，即便那罐饮料已经过期了三个月，那是您省吃俭用爱护晚辈的一片心意，不管怎样我都喝！毛老啊，毛老！

芳草凄凄，觉人茫茫┅┅                 2004.07.16                                 

附2.   

                                                          写给我的朋友毛翼虎

毛老：

 我和刘（芝春）老师来看你了。记得去年的今天，除了我们两个，还有胡（菊婷）阿姨和诗社的陈春玲老师，我们一起来的象坎。

 胡阿姨今天不过来，你是知道的。前几天她刚带着你一直想来看看的侄子到过，他们烧剩的香还插在香炉里呢。

今年清明没有过来，我很抱歉。三月的最后几天我在赶一个课题，脑力消耗极大。以至于四月初我的头一直很痛，身体感觉也不好。我真的很想来看看你，原来打算趁四月的头一个周末坐车过来，可人太虚弱实在没有办法。听说胡阿姨本想清明叫我一起来的，后来考虑到4月5号那天是礼拜四，我应该在读书（也确实是），就没有打电话给我。那天来了很多人，只是没有我。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所以今天一定要来看你。不管刮风下雨，是不是周末。

我是昨天晚上才和刘老师联系好今天一起过来的。其实胡阿姨前天中午就发短信给我说刘老师也要来象坎，不知哪里出了故障，我没有收到那条短信。幸亏昨天胡阿姨用短信跟我说其他事时，顺便提了下，才没有错过。

去年年底，你的纪念文集终于出来了，叫《天涯芳草——深切缅怀毛翼虎先生》。民革计划中，是在你离开我们一周年，也就是去年的现在正式出版的。后来考虑要保证书的质量，不赶进度，就推迟到了年底。我一拿到书，就马上看了。觉得编的很好，文集收录了你各时期的照片，你的年表和一生著述，22封唁电，44幅挽联，48首挽诗，30首周年忌诗，还有78篇纪念文章。大家没有忘记你，你对我们影响至深。

我还记得，挽联和挽诗在追悼会那天贴满了整个大厅，很受震撼。我也是在那天明白，你的平凡与伟大。读纪念文集，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你。我看着贾杭兴、毛腾、钟美芬等人的文章，不知不觉就热泪盈眶，又找到了当初写《觉人茫茫》时的心境。《觉人茫茫》去年的清明我烧给了你，这篇东西影响很大，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有个叫张文勤的慈溪老人前年看到《觉人茫茫》后，哭了，专门给我写来了信。去年8月，我回慈溪见了他，他原来是我高复班语文老师的至交。老人今年65岁，很硬朗。我和他往来，一点没有心理压力。因为，我跟相差68岁的你交往过，还没什么代沟，非常自在。所以，现在根本不怕与年纪比我大的人接触，再怎么老，年纪都不会大过九十二岁的你。呵呵。

刘老师今天说起我在《觉人茫茫》讲的事情。原来不单是我，她和胡阿姨也吃过你给的过期食品。大家都知道那是你自己舍不得吃（又不太能知晓保质期），特意留给我们的。原来你还对刘老师他们抱怨过，说她们不像我那样会与你一道吃饭。他们不吃的理由是你自己平时节俭不想让你破费，再有她们的家都在宁波，来回很方便，而我是慈溪到宁波来的，在这里没有依靠，吃饭是应该的。

 我一直都很珍惜两次和你一起吃饭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种漂泊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强烈。是你用慈祥的笑容和爽滑的面条、金黄的荷包蛋让我在宁波感觉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从2001年到2004年一直都是。我也要向你道歉，后来我觉得老是让你破费实在过意不去，就在你每次在电话里问我是上午去看你还是下午，故意说上午没空只能下午。其实，我是可以在吃饭时间赶到屠园巷和你在一起的。刘老师说，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她还是愿意吃你给的过期食品，她也会爽快的留下来陪你吃饭的。

我每学期都会抽空看看徐奶奶。她还好，身体很稳定，精神也不错，她还是每天吃一个苹果，每餐吃一点青菜和一碗饭。我会陪她说说话，你的孩子们也每天在照顾着她，你尽可放心。你的书房一直没动过，用的笔墨纸砚还放在写字台上，你的藤椅和拖鞋还是摆在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的沙发旁。我在书房里跟你提过的我一生坎坷的奶奶两个月前没了，那天是5月14号。真的很巧，那天是你骨折的日子。两年前的那天凌晨你出的事，两年后的那天傍晚我的奶奶也死了。奔丧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摸摸奶奶的脸，握握她的手。其实那天在殡仪馆我也想对你那样。可惜冰冷的玻璃隔开了我们。现在阻挡我们的，是坚硬的石板。我只能这么站着对地下的你讲话。

 你以前只送给了我《四明谈助》的上册，当时你说下册一时找不到，等找到了会再给我的。后来你不能找了，那本《四明谈助》的上册就一直和你的照片一起睡在我的房间里。今年六月去胡阿姨那里时，她把下册给了我，替你完成了心愿。那天胡阿姨还给了我很多电话卡。几乎每次去政协，她都会给我很多东西，洗衣粉、水果还有书。还记得那天参加完你的追悼会后，胡阿姨在送我去南站的路上很郑重地对我说，你不在了，她们还是我的朋友。两年来，胡阿姨和刘老师她们对我真的很好。我为认识你们而高兴。

明年的今天我可能不能来看你了。因为明年我要毕业，估计不会留在宁波。如果在其他地方工作了的话，七月份就要在那里上班了。07年的7月16号恰好是礼拜一。明年的清明节那天也不是周末而是礼拜四。但我会在那天争取过来看你的，为你庆祝九十三岁的生日。

如果以后真不能来看你了，我会给你建个网上灵堂。让很多和我一样不能到象坎来的人在网上表达对你的心意。这个想法，已经得到了刘老师的支持。

最后，求你一件事。听胡阿姨说，她们梦到过你好几次了，你还跟她们说了不少话。可我两年来，从来都没有梦到过你。你可以来我梦里一次吗？因为我想跟你说说话，因为我一直都在想念你。

                                               2006年7月16日   22：20

上课做笔记，图书馆里预习复习，为了安抚恐惧，我就在图书馆四楼不停地看杂志。其实大家想错了，从来我都是看杂志多过看书。书都是旧闻，我不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从来都是在不算正式的地方看，床上，车上，厕所，越这样的地方我看的书越正经。大学四年，我在厕所看完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我也只看了这么一部。书可以借回去看，杂志报纸不行，干嘛在图书馆里看书呢？

大一依然有数学，是文科数学，教课的是杨启帆教授。杨博导很厉害，来教我们数学应该游刃有余，不过还是抓狂了，期中的时候很多人不及格。微积分我是不明白的，跟我一样的同学还有不少，于是杨老师一遍遍的演示。最后没考过的好像只有一两个人，不包括我呵呵。其他课程，对我来说还好，我一直不习惯应试模式，到了大学，完全就是一个问题下面一大片空白地方让你自己写，我很喜欢这样。图书馆也不是白泡的，信息列举是我的强项，可能是看钱锺书【管锥编】、【七缀集】的关系，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有点索引派的味道。大概也是老师喜欢的地方吧，所以专业课基本都是蛮高的分数。当然，老师的认可是关键的，写下他们的名字，新闻学—王兴华、传播学—叶琼丰、古典文学—陈雪军、摄影学—徐忠民（暂时记起这几位老师，以后又想起了再补充）。当然，这些课考试的时候，我没有不紧张的，不停地上厕所，因为旁边有人而出汗。

高复一年，打乱了我在02年自学的时候找到的一种自己平和的方式，全部自主学习和生活。进了高复班，就像进入了一台机器，除了睡觉，基本都得听“指挥”。不停的考试不停的考试，每张试卷都要求是标准答案，课余时间几乎没有，连洗衣服都来不及，一个月只放一天半。这一年对我伤害是很大的。进了NIT的大一，我一直在试图找回自己原先平和的方式。我没有参加学校任何一个社团、没有参加班委选举，就是一个人在图书馆看教材看杂志，一个人趴在桌上睡觉，一个人在图书馆楼层里穿梭。我是个慢热又被动的人，整个大一我一直都是在适应。恐惧感一直都在心里，随时都会爆发汹涌。听老师讲课是个吸收和喜欢的事，但是考试是一个魔咒，每一门考试都是魔咒。

2009年3月15日

请不要转载我的生命

我的答案有点简单或者说不是很让人信服，就是除了新闻系，NIT的专业里面我再选不出可以去的系了。我读文科的，理科很不行，而NIT文科专业不是特别多，比如英语专业、国贸专业、法律专业。英语专业自然对英语有所要求，国贸呢涉及经济，法律就是要看好多法学的书了。虽然我那年的英语高考成绩还算可以，但是去英语系是一点都不敢的，找死。国贸觉得会有数学，数学基本是我的死穴。而法律，我的感觉一直都是要条条框框的背，然后看很厚很厚的书，这也不是我的强项。最后就剩新闻系了，其实我选的时候也不是很了解这个系干嘛的，就是我几个关系不错的中学同学都读新闻系，想想也没得其他选择了，于是就进了新闻系。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让人惊讶的毕业后没有去任何一家跟新闻有关的单位工作。到现在还会有人说我，怎么新闻系的，不干编辑啊记者啊什么的。大家的意思其实也是学有所用。我有时觉得，本科阶段能拿个文凭就罢了，读什么不是太重要。考研究生当然不能这么想。当然，在新闻系呆了四年，我还是有发现自己很喜欢的领域的，就是传播学。

NIT的新闻系老师，一半以上来自浙大。追根溯源的说，浙大的新闻系基本出自杭州大学。至少建国以后的浙大是偏向工科的，后来九八年四校合并的时候，杭大新闻人变成了浙大新闻人。然后这些老师们每周往返杭甬之间给我们上课。然后我记住了一些人和事。

来给我们上课的基本是浙大的老教授，这是NIT的一个特点。除了教授老以外，NIT的一切都是新的。桑去那里读的时候NIT刚建校，那里还有一半校园没有造好。我去读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竣工。直到我大二了，生活园区的寝室楼才全部落成。其他也倒还好，就是学校的图书馆让我不知所措。我大一的时候，图书馆里基本是每个书架有一半是空的，书孤零零的，大多是新出版的书。要知道，我是从一个比我的大学早八十年的中学出来的，中学图书馆里有前后八十年时间跨度的书，很多很多。我很喜欢那时在书堆里穿梭的惬意。到了大学，硕大的图书馆里，面对的居然是空荡荡的书架。至少就2003年而言，我自己喜欢的领域里的藏书比NIT图书馆的至少好一半。所以大一开始，我一直都在图书馆一层的席殊书屋自己买书看，大一上学期末就从普通会员升级成了资深会员。

不过说起图书馆，有个让我最开心的去处，四楼的阅览室。那里大概有十多种刊物是我建议图书馆的老师订阅的，《当代电影》、《电影评介》、《书屋》、《随笔》、《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中学的阅览室里我一直看的，来了NIT遍寻不着，就厚着脸皮问老师怎么这些杂志都没有。老师很热情地说，他们也正希望同学告诉他们喜欢看哪些杂志，学校就订。这就是新大学的好处。

2009年3月9日

请不要转载我的生命

我怎么会失常呢，呵呵。只是不太愿意说话而已。其实我明白爸妈对我的爱，也清楚我对他们的伤害。也是在进高复班的时候，我开始跟家里保持每周一个电话，读中学时两个月也不见得会打给他们，回家也是放假了才回去几天。当然，除了每周六晚的电话时间，现在我还是不太愿意回家。

我的大学寝室是22幢608，接待我的志愿者，是我高中同届不同班的同学桑的好朋友，姓金，她带我注册见过班导之后汗津津的爬上去的。那天很热，金学姐没在寝室多停留，又去迎新人了。

爸妈走后我就自己整理床铺和写字台。 608一共五个床位，我见到的第一个室友是陈，温州人，第二个王是同乡。晚我几分钟来的对床姓邓，临平人，那天他穿着白色跑鞋和白色的运动短裤。最后出现的是后来的学院体育部长曹，杭州伢儿。我们到齐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选寝室长，抽扑克牌。我抽到的是Q，最大，于是就做了四年的寝室长，也是我在大学里唯一的“职称”。那天傍晚，608人手一只热水瓶，去食堂吃饭，然后拎着热水瓶去学校的操场走了一圈，再一起回寝室。之后四年，我们五个人再没这样一起吃饭散步，基本是各做各的。别的寝室同学说起我们寝室：每个人都不同，却生活在一起。

桑是608组建后来寝室的第一个女同胞，这成了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把柄”。桑是我中学最好朋友文哥的同班，其实我们以前都知道彼此，只是没有直接接触过。在我填了NIT的志愿，还没被录取前，桑受文哥之托帮我打听学校的分数线，虽然打听到的消息与最后的分数有点出入，好歹也让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她人挺好的，我在到NIT的第一个下午她就从外面办完事赶回来，不顾暴热带着我熟悉了图书馆的九层。在她毕业前的两年，她一直在七楼自习室，我一直在四楼阅览室，共同的两年。桑给我过很多英语资料，除了一本四级参考书和历年真题试卷我自己买的，99%的四六级资料都是桑给我的。当然，她还借过我一年她的凤凰相机，新闻系有摄影课的，必须用装胶卷的相机学。05年桑毕业的时候我才还给她，我们两个都拿到了自己那一届摄影课成绩的最高分。不过我和她的第一应该不是一样的，桑确实很下苦功，谋杀了很多菲林。而我其实没怎么有拍照片，就是写了一些关于摄影的文字，比如布列松去世，我写了【与消失的一切为伍】，摄影本就是消失。教摄影的徐忠民老师很喜欢那篇，也一直鼓励我，所以我的高分实际是老师的抬爱。

中学时没有交往，到了大学，我发现和桑原来有很多的共同点。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跟她最多也就外交关系了。第一个共同点是都会自言自语。第二次高考前我自学了一年，那一年我没有跟三个以上的人说过话，对着墙壁说了一年。04年听到孟庭苇的一首歌，歌名感觉很亲切，叫《和饼干说话的人》。桑的自言自语，原因当然跟我不一样，但根本原因还是没有人和她说话。我后来常常能在大学校园里看到她一边飞快的骑着自行车一边嘴唇不停的说着什么。我从来不会在这样的时候叫住她。其实我们都是很会说话的人，碰在一起好多次，每次碰到起码讲上两个钟头，说些经历和心事，说得天昏地暗，到最后我的脑袋真的会感觉缺氧。我们脸皮也算够厚，顾不得经过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异样、暧昧的眼光，就是讲自己的。

第二个共同点，是死活不换手机号。我们像外星人一样，被同学视为简直不可思议，明明校园网的卡又有虚拟网可打免费电话又有2000条每月的免费短信可发，我们就是不用。如果不用换号码，我们怎么会不用呢。就是因为要换号，我们都舍不得，都对自己的号码有感情。后来桑还是换了号码，当然原因我知道，我也支持她。到今年，我的号跟了我八年了，上一个手机用了五年，从高三用到大三。现在这个也有三年了。

不夸大的说，我在NIT是被桑罩着的。桑一直都拿一等奖学金，在系里很有名。当然她是很好的，我来NIT是正常，她来则是高考发挥失常了。我们的中学似乎很多老师都听说过，来NIT的中学校友又很少很少，于是当老师们问起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时候，他们会顺带说，哦，原来跟桑是一个学校的。然后他们又会很惊讶我居然跟桑是同学，于是我就讲一下我的简明三高史。大学四年我一直在解释。我也习惯这样了。

NIT真的很清净，除了桑，跟两个同届（其中一个同班）在NIT对面的大学读书的男同学一直都不太熟。当时的宁波对我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熟悉的地方。桑说我来NIT，认识她都是对极了。                                                                             

 200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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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与消失的一切为伍

直到去年的八月，我终于知道一直喜欢的那张男孩照片的作者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我的眼睛在它的第二十二年遭遇了一直在搜索着的人。只是他已悄然离去，长眠在南法的一个小镇。那里风景如画。

如果布翁不辞世，报刊上没有那么多尊敬他的人们的纪念文字，或许我还会再寻找他一些时候，至少在开始学习摄影之前。我的老师徐忠民在他写的《摄影技艺》里专门讲述了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还用整整一页纸印了他的那张男孩。照片在书里的名字是《满载而归》。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巴黎穆夫塔尔大街》。

我不确定自己究竟是几岁时喜欢那张照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和那个男孩差不多大的时候喜欢上它的。童年很多个中午、傍晚，我常常抱着一个酒瓶或着拎着一个小竹篮，和那个男孩一样兴高采烈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微笑地接受迎面经过的大人们的夸奖。全世界的孩子都会羡慕那个男孩,有个大师为他记录了最最珍贵的童年。

摄影大师走了，童年永远留了下来。珍藏在每一颗感动过的心里。

和布翁相比，在学摄影之前，我还是知道一点点苏珊•桑塔格。当然那一点点也仅仅与她的秉赋和文字有关。那时的自己觉得她的《论摄影》多数和其他作家或者政客写的诸如音乐笔记一样，只是一种矫媚的姿态。坦白的说，经常泡书店的我曾经淘出过那本《论摄影》，在习惯性的翻了出版社和印次，扫了遍目录再瞄了眼定价后又把它放回了陈列架。实在无知。我的老师用文字告诉我在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的书名前可以加“被称为摄影《圣经》”作修饰（定语）。看着书影，我记忆里唯一可以对应起来的内容也仅是模糊而不再确定的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福建人民，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不知道了。除此之外，一切下落不明。

聊以慰藉的是我看过桑塔格的不少照片。黑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不戴耳环，从不化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形成的发式，决大多数时候穿着的黑色衣衫。去年第七期的《万象》里有篇关于苏珊•桑塔格在南非金山大学演讲的文章。那次活动为期三天，前两天涉及文学，第三天苏珊•桑塔格和约堡的摄影师交谈。我没有在文章里看到对第三天内容的描述。因为那天恰好周五，作者度周末去了。于是我只在那篇文章的题目下面看到了唯一与摄影有关的苏珊•桑塔格的照片。她仍旧是一袭黑衣，只是头发是黑的。在我看过的其他照片里同样齐肩的长发多数是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绕不开苏珊•桑塔格，桑塔格绕不开她的苍老。她时年七十一，永远的七十一岁。她的形象和她的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无以言表，但照片确实已经表达。

看着桑塔格偶尔着色的白发，总让我想起与她同是犹太人又比她大四岁的德里达。他有一头浓密而又柔软的银发。他的头发和他始终带着一种深沉忧虑的脸是摄影师们极好的拍摄对象，况且他的解构主义如日中天。但德里达长久的拒绝拍照、拒绝采访，抵抗媒体。他拒绝拍照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与面对自己的照片感觉心神不安有关——在每一幅肖像，都能读到与死的关系”。他把他自己掩饰在博大深邃的文字里。“我对自己的面孔总有难言之痛。”就拍照而言，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德里达开始有限度的接受。他无从躲避媒体霸权。出版界曾把米歇尔•福柯的照片误认为是德里达而大量刊印。米歇尔•福柯其实是德里达的老师。但这个优秀的学生并没有继承老师结构主义的衣钵，反而向他亮出了解构主义锋利的奥卡姆剃刀。老师竟然“代言”了那个让他从1963年开始尴尬、失望甚至愤怒的学生和解构主义。符号操作让世界错位，欧洲出版界的那次举动要比2002年苍鑫用照片完成的行为艺术《身份互换》要耐人寻味的多，费思量。

1980年后，书刊上出现了德里达真正的面容。人们看到了他柔软浓密而有光泽的头发，而不是光头。德里达那样做并不是为了文化促销，并不是为了市场。很多东西不需要被大众接受，那些不被理解的东西往往不朽。

   德里达不是贝尔纳—亨利•莱维,那个男色的哲学家。

   有限度地接受摄影和媒体，并不代表德里达面对自己的照片不再想到死，不再痛苦。“我留下的踪迹对我同时意味着死亡—将来临的或已经变成的—和能够在之后存在的希望。”或许，十月九日，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对死的不安和隐秘伤痛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他果真死去了。但他的文字和影像依然惶恐的活着，继续“信仰之表白”。历史总设法用当时的手段留下伟人们的光芒。乌东让伏尔泰在陶土中继续嬉笑怒骂；布勒松让萨特在照片上永久的矗立；考夫曼则让德里达在每秒二十四帧的胶片里矫健地穿行。

其实，即便是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肖像照片名垂千古的人，拍照对他们来说依然会是件困难的事。布勒松这样形容那些人—当他们摆出最好的姿态准备供后人观赏；当他们向摄影师敞开自己的同时，其期望也必然混杂着毋庸置疑的恐惧。摄影传入中国时被认为是摄魂术，躲之不及。但慈禧不怕。她特地把摄影师召进宫里，拍下了她的端庄华贵、母仪天下。今天的我们还是从她迷离不定的眼神里看到了她的恐惧。1978年，在慈禧死去七十年之后，考古人员给从早已洗劫一空的墓穴里挖出来的已是骷髅的她又拍了一张照片。她和她的帝国再没有魂魄，遗臭万年。

钱钟书从来都不想让自己万古流芳。他极少有正式的肖像照。他的照片多为至亲挚友拍摄。数量也不多。先生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叫莫尼卡的德国汉学家所拍。他同时拒绝电视的采访，哪怕是国家级。德里达面对电视也一直设法坚持在与推销他及其著作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才同意在电视上露面，但出镜率依然很低。他们都是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卓越，即便是文字，即便是在知识分子阶层里流传，依然会被误读。何况大众传媒。于是拒绝合唱。倍受瞩目的他们都在不公开中安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布勒松也是。

难以置信摄影大师居然也长久的拒绝拍照拒绝采访。摄影师其实是世界上最有资格悲悯尘世的人。无论拍摄战争、贫穷还是花朵、幸福，他们总是试图以消耗自己生命的方式记录每一个感动自己也同样感动很多人的画面。无论天伦童真、哀感悲情；无论云起蹁跹、潮落无痕。摄影师选择站立的位置永远是一个比较大的裂缝——消失，无限陨落。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事物只有两类：尚未出现或者消失。哪怕是千分之一秒；即便是曝光，从第一张照片的八小时到现在的个性操作（有意为之），那些滞留在相片上有关过往的踪影依旧有限，还是一味的消失。摄影师总是追赶着光阴，很多时候他们兴奋，更多时候他们懊悔；苦于分身乏术，后悔擦身而过。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多。即使辛苦捕捉到了光阴。握在摄影师手里，也已然是一把消失的碎片。留下来的时光片段又是那样的诡秘，呈现在底片上的有无总是颠倒，或许离群的过往应该是灰白的，一如灰烬，有资格咏叹哀凉。消失的碎片和碎片的消失……悲欣交集。

很少有摄影师像布勒松那样能活到九十五岁。玛格南的另外两个创立者，罗伯特•卡帕和大卫•西默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死于战场。卡帕死在越南，他在踩到地雷消失的一刻仍旧按下了快门；西默则在中东战争里在埃及被机关枪打中。西默死时45岁，卡帕41。皮埃尔•嘎斯曼，那个给布勒松放照片的人也先于布翁一个月，在今年的7月5日离开了。和布勒松在同一年，1932，拥有自己第一部相机的明星摄影师赫尔姆特.牛顿也在六月走了。那些在每年一届的阿尔勒摄影节举办时苦苦等候在布勒松下榻的阿尔拉坦宾馆以求偷拍而始终未果的摄影师们，早有不少带着这个遗憾再匆匆赶去世界其他的角落履行天职，再没能回来。

布勒松始终在孤独着。尽管他和世界的距离只有50mm；尽管他用经典的构图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决定性瞬间；尽管他控制了照片的意义。世界对他来说依然变幻莫测，万水千山。或许他最终放弃摄影是因为太过悲悯。于是他把他的终点放回了他人生的起点，绘画。安静的生活在卢浮宫的旁边，偶尔也去阿尔卑斯山区风景近乎完美的吕贝弘小镇度假,最后在那里谢世。他还信仰了佛教，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偈子布翁应该别有体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之后的一切依然证明他深深爱着摄影。

据说人在快要死时，眼前会飞快的闪过一生所经历的人、事。真的是那样的话，布勒松在最后一刻或许会闪过他拍过的和没有拍到的所有画面，他的编号为3112的第一张记者证，还有他早在天国的朋友们的年轻面容。一切坦然。

就像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的那个小相馆老板郑原。郑原也喜欢黑白照片。他早就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但他依然微笑面对。他在一位老奶奶独自来到他那里微笑而坦然的拍了死后预备放在灵位前的遗照后，也在圣诞节之前给自己留下了最后的容颜，同样从容不迫。平安夜那天被郑原深深爱着的多琳，来到了已经来过很多次的八月照相馆，门窗依然紧闭。但那一次，多琳在橱窗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少女照片，她幸福地笑了。

死亡前，再活一次。呼吸、眨眼，还有微笑。 

    瓦尔特•谢尔思的“死亡肖像系列”开始拍摄于1998年。那一年桑塔格被诊断出第二次患上癌症。同时也是《八月照相馆》的拍摄时间。

有七年了。

早已消失。

注：桑塔格于2004年12月28日去世。

2005 

   考了三年，人也考累了。看看NIT还算清净，基本就确定了那里。记得那天咨询的女老师姓何，我真的去新闻系读的时候，不是很有见到她。但我最初有关宁波的记忆从她开始。

   我考了473。请问，我能考进这里吗？

   她在纸上写了过去两年的分数线。 可以

   确切的对话记不住了，只是记得她说希望很大。后来我真的第一志愿填了NIT。第二志愿是02年的二志愿，宁大科技学院。三志愿是02年的一志愿，浙大城市学院，我一直都不知道它的缩写。

   何老师说希望很大，在等待录取的时候我还是很痛苦的。有一天我坐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妈妈也在。他们不时问我一些问题，都是关于录取的，基本是对录取的不确定性的担心。我一直声音低低地回答他们。突然我哭了出来，我说我也不知道真的能不能被录取，流了很多眼泪。如果真的不能录取，我应该还是会再复读的，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幸好我被录取了。我不想再去回想是具体哪一天，至少现在的我已经毕业一年半了呵呵。知道录取的第二天，我去了一次宁波，见我的忘年交毛翼虎。02年我被城市学院刷下来的时候，他曾经请一个宁大的老教授去他们学校的招生办蹲点，蹲了一天，午饭都没得吃，就是想请招办主任可以让我进去读，我二志愿是宁大科技学院，分数高出学院的分数线很多。当然没有成功，因为太晚了。听说毛老很少求人的，那天他为我求了人，蹲点的老师姓贺，是个有些名气的人。他能去蹲点，也是因为毛老的关系。这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一直觉得对不起毛老，于是录取了马上去看他，虽然录取的第一时间我就电话告诉他了。那次见面的时间并不长，就是他很为我高兴。我很难说清当时为什么考宁波，第一原因是什么，第二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一直搞不明白。但毛老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他就像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在爸爸七岁的时候就病死了。

那天从宁波回家的路上，家里电话我说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了。怎么说呢，当时只是感觉尘埃落定。我的高中同学都读大三了，而我的大学同学，在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他们还刚读高一。

                                                     200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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